阿里巴巴公司的爆发式成长，沿海地区大批制造业企业倒闭，为中国这十多年的变迁提供了注释。

　　有一次，一位传统服装企业老板向我抱怨马云如何“不得人心”。这位老板是土生土长的汕头人，45岁。他的妻子是温州人。在沿海三、四线城市，这代创业者的最高学历一般是高中或者更低。他们普遍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或者更早。他们年轻的时候，学校里所教的课程，几乎很少涉及今天我们经济学界公认的那些经济学常识。可以说，他们没有受过多少有效教育。当各地莘莘学子“千军万马齐过独木桥”时，他们靠着勤劳和一定的投机能力率先富裕起来，并在上世纪末期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很少阅读办公室书柜里那些管理类书籍，他们只关注眼见的东西，愿意倾听朋友的看法，却从不准备给专业分析付费。

　　我这位朋友生产的服装比一般市场上的服装质量更好，不过，他迄今主要还是为某个名牌做贴牌生产。因为房价上涨太快租金太高而放弃了做门店的想法之后，他也互联网+了一把，招聘了经理做淘宝网店。结果，聘用来的经理不仅不得力，还与网站“小二”勾结，拿回扣。结果亏了几百万。他最后的结论是，在这个时代，如果上新的项目，就是100%的亏损，而坚持传统的项目，则是10%的亏损。他又不愿意放弃老本行不干，因为那样他就不知道以后几十年究竟有什么可做的。这样，“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决心继续坚持下去。

　　不过，互联网+对年轻人而言，又意味着别样的机会。尤其是80后，他们成长的年代是中国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从OICQ到MSN，从MSN到QQ，从论坛BBS到博客，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互联网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他们的身影。对90后来说，他们更是在小学阶段就熟悉了网络时代。可以说，他们是网络时代的代言人和弄潮儿。

　　就这样，互联网+一方面给沿海三、四线城市的大批制造业带来了灾难，也给义乌、温州等地的民办高校(包括国有民营的二级学院)提供了新的办学模式。那些高校，学生绝不考研读博。他们的大学三四年很简单，从上学第一天就开始策划做淘宝。大四毕业那年，很多学生成为了百万富翁。有一些学生的收入，甚至远远高于他们的授课老师。和从事服装生产的这位老板一致，对社会的系统演变毫不关心，但显然他们适应了互联网+时代。

　　不过，80后和90后“富二代”中的一些人并不享受同龄人的这个福利。我有一个朋友，他父亲的公司有上亿资产，在此基础上还贷款了上亿的资金上马了一个新项目。他和他的哥哥都在这个公司上班。父亲的目的是，带着他们熟悉自己的工作环境，做好接班的准备。

　　兄弟俩都战战兢兢，不太愿意对父亲的盲目决策发表不同看法，更不愿意离开父亲“单干”。在公司里，我那位朋友在澳大利亚留学时学习到的知识几乎找不到用武之地。中小民营公司的高管都是七大姑八大姨。这些“富二代”接手父亲的公司后，就接手了公司的所有复杂的人事关系和负面的文化资产。因为父亲和公司里的家族高管对互联网+的轻蔑和不了解，随着这些80后开始“奔四”，他们能够创业的青春年少时代也在逐步逝去。

　　由于父辈们不适应新科技，自己不是科学家工程师，公司产品销售更不好。这个年轻人忧忧愁愁，没日没夜抽烟。一到月底，一家人就花费整天用方言交流如何应付还款压力。

　　互联网+对一、二、三线城市的店铺(除了饭店，因为人们很难让顺丰或者“四通一达”送来热腾腾的饭)带来了“饿殍千里”的“悲剧”。在元宵节之后大约十天内的浙江金华等地的繁华地带，下午五点之后，几乎30%的店面房是关门的。互联网+也让金华等地一些交通方便的自建型拆迁房房租猛然涨起来了。例如浙江金华开发区南二环路边上的江家新村。这里五层的新房子，一层淘宝仓库，二层仓库，三层店老板和员工的宿舍，四层和五层房东自住。这里是小产权房。相比，城区郊区的那些商品房，一是房租高，二是没有这样吃住办公仓储集于一体的便利机会。这使沿海地区的产业布局再次从市区走向乡镇，走向农村。

　　另一方面，义乌小商品市场，因为可以付诸阿里巴巴网络批发，客流量已经大大降低。

　　对于不少传统行业的民企而言，即便他们有着非凡的勤劳能力，愿意一天到晚14个小时上班，即便他们对社会的某种趋势有很直观的认识或批评，但他们对于这个变化的时代越来越陌生了。特别是由于没有对知识的充分尊重。他们的交往圈里，没有实证性的学者。即便有学者与他们交往，他们也更愿意听到那些证明他们自己多么优秀的“学者”交往。他们的朋友几乎都是自己曾经或者现在的合作伙伴。例如供货商和一些实体店的老板，以及基层公务员。平时，他们之间更乐意分享的是炒房团和炒大蒜这样的经验，或者哪里有类似“空手套白狼”的投资机会。

　　这种“全民上网”的局面对那些不适应互联网+的中小制造业的杀伤力，是可想而知的。在中国，传统产业对互联网+的仇恨，深刻反映了一群守成者深刻的不自信。在这不自信的背后，体现的是这些守成者极度缺乏对工业和社会进行数字改造的诚意和能力。